俄罗斯墓园中的中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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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墓园中的中国情

帖子Turing » 14 8月 2013,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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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散布着不计其数的公墓、坟地和荒冢。它们在教堂钟声下,在草木之间,在萧萧的风中,已沉睡了几个世纪。当我漫步在俄罗斯公墓时,不止一次遇到与我国有过某种联系的人的坟茔。
彼得堡曾经是俄国的首都。那里有很多重要的教堂,教堂旁设置了显贵人士的公墓。拉扎列夫公墓如今称作“十八世纪公墓”,那里安葬着俄国第一位大学者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夫人兰斯卡娅等重要人物。那里还有一座约两米高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顶上是个十字架,碑的上端刻的是俄文:“雅金福·比丘林”,下端是:“1777年生,1853年卒”。正中从上自下,刻着八个工整的汉字:“无时勤劳垂光史册”。我有时想:是否应该是“不时勤劳”?我的汉文根底有限,不敢妄言。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俄国第—位墓主在自己的碑上以汉文表示了对中国的情结。
比丘林是俄国政府派到中国来的第九届传教士团负责人。那是清嘉庆十二年,他当时只有30岁。他在我国前前后后生活了十四年,除了传教以外,研究了我国语言、历史、文化、风俗,撰写了《北京志》,翻译了《三字经》和《四书》等。他对中俄文化交流做出过巨大贡献,为后来的俄罗斯汉学家开辟了一条道路,还开创了在墓碑上题写汉字的先河。
在彼得堡舒瓦洛沃公墓里,一座小山头上,树木杂草之间,在极其拥挤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墓碑,墓主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郭沫若先生尊称他为“阿翰林”。1934年徐悲鸿携带中国绘画作品在苏联展出,1935年梅兰芳率京剧团在苏联巡回演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举行讲演,介绍中国绘画与戏曲艺术,深受苏联人民的欢迎。他的墓碑借鉴了比丘林的作法,刻了一副汉字对联:“诚意格物心宽体胖”、“孜孜不倦教学相长”,碑顶上是一本开卷的书,上边刻有两个汉字“不愠”。这两个字显然取自《论语》。这位老学究学风严谨,思想固执,坚持自己学术方向,从不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因而受到来自极左的不应有的批判。他用中国儒家的思想寄托自己的情愫,对一些事物看不惯也不发怨言,保持超然的态度。如今,他被公认为苏维埃时代最大的汉学家,苏联汉学创始人之一。
莫斯科孔采沃公墓里安葬着俄罗斯联邦现任驻华大使罗高寿的父亲阿列克谢·罗加乔夫(1900——1981)的遗骸。他是老一辈汉学家,莫斯科大学的教授,《西游记》和《水浒传》的译者。他的墓碑上虽然没有汉字,但他为传播中国文学而做出的努力,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特罗耶库罗沃公墓是莫斯科为国家杰出人士新开辟的公墓。那里有块赭色顽石做的墓碑,墓主是伊万·阿尔希波夫(1907——1997)。新中国建国初期,他在政务院担任经济总顾问,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他家保留着周恩来总理亲手发给他的奖状和中俄友好协会发给他的“友谊纪念章”。每次来到他的墓前,我都会想到他的一句话:“我的心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在莫斯科古老的卡纳特尼科沃公墓里,靠近教堂不远的地方,在铁艺围栏当中,立着一块长方形的墓碑。正面是墓主的肖像,背面是我国武汉长江大桥图。墓主是苏联桥梁大师、列宁奖和国家奖及其它很多奖的获得者、技术科学博士康斯坦丁·西林(1913——1996)。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就应邀前来我国帮助修桥筑路,五十年代他又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与建设。他在世时说他架设的不仅是连结两岸的桥梁,更重要的是连结两国人民的心的大桥。西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心血结晶仍然闪烁着光芒。他在世时还一再嘱咐自己的外孙女长大到中国来学习。
在新圣母公墓存放骨灰盒的红砖墙上,有一块黑色的花岗石板,上面刻着一位中年妇女的头像,目光安祥地注视着过路人。像的下边是六个汉字:“卡佩娜·谢安娜”。左右两边是用德文与俄文刻的同一姓名与生卒年月日“1913,8,25——1991,4,16”。石板的下端是汉、德、俄三种文字刻出来的一句口号: “全世界是我们的家乡”。
谢安娜是位传奇式的女性。她本是德国人,原姓卡佩列尔,名叫安娜。三十年代,谢安娜和谢唯进都参加了西班牙战争,成为夫妇,后来一起流亡苏联。谢唯进于二战初期回国,在新四军任职。安娜留在苏联从事医务工作。
我见过他们的儿子谢弥东。他生前担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室顾问。谢弥东的女儿曾在我国学习中文,喜欢现代派绘画。2001年秋天,当我再次来到她的骨灰存放处前时,那里增加了一张肖像。我知道:谢弥东也去世了。
我在彼得堡远郊靠近芬兰湾的科马罗沃公墓里见到过一座墓碑。碑上刻着汉字。墓主也是一位汉学家,弗拉季米尔·克里夫佐夫(1914——1979)。他的墓碑上正面用俄文刻着姓名,侧面刻有“忠贞苦学”四个字。我记得五十年代,在列宁格勒欢迎中国代表团时几次和他相会,他盛赞中苏友谊。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总是站着发言,他说这是他当军人养成的习惯。
在彼得堡沃尔科沃公墓里我还见到了汉学家维克托·彼得罗夫(1929——1987)的墓碑上刻着一个“梦”字。彼得罗夫比我年轻三岁。他曾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任教。五十年代初,他撰写《论艾青》的学术论文。校领导劝阻他:艾青在中国被宣布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你的学术论文必然通不过。彼得罗夫表示:我可以不要学位,但我不能背叛学术良心。彼得罗夫终身只是一位没有任何头衔的普通教师,但他的著作等身,他的中国文学知识渊博,很多同行经常向他求教。他拥有极丰富的当代中国文学藏书,还保存了不少中国作家的手迹。
这位杰出的汉学家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墓上刻一个“梦”字?他要借这个字说明什么?人生如梦?黄粱一梦?南柯一梦?痴人说梦?……彼得罗夫兄啊,你为什么生前不留个解释?你何尝不知道中国的“梦”字有多种含意?!
更让我难释的是东方学者弗·季霍米罗夫(1929——1989)墓碑上的四个汉字:“爱敬孤洁”。我不知道这四个字应当从左往右念,还是从右往左念,四个字作何解释。
当然,对我国怀有深情的人绝非上述几位,他们的墓各种各样,碑铭也百花齐放,但都饱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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